龙华碑
为什么此碑尚未建成就被断毁掩埋？繁盛的博兴佛教从此一蹶不振，一直让人难以索解。
龙华碑长期湮没地下，期间两度出土，世人了解不多。碑文对研究博兴佛教在隋炀帝时期突然中断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“龙华碑”原址在博兴县东北二十里许“龙华寺遗址”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《博兴县志》记载：“龙华寺在城东北二十里崇德社。隋时敕建也，有半截碑。”清代海丰（无棣）人吴式芬撰写的《攈古录》记载：“故龙华道场建塔碑：正书篆额，山东博兴，仁寿三年。”说明道光年间出土后曾引起注意。之后又湮没地下，销声匿迹了。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第二次复出。1952年移藏到博兴县城文物保护单位，期间又隐迹50年，少有知者。2002年博兴县博物馆开馆，“龙华碑”首次公开展出。近年来引起文博、佛教和书法美术界的广泛关注。
“龙华碑”为青石质，由碑身和碑首组成，碑座和碑身下部缺失。虽然是残碑，仍然称得上是“巨碑”：通高236厘米、宽106厘米。碑首高浮雕四龙盘绕，下部正中是圭形的碑额，上有篆书：“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”。碑首阴面雕刻和阳面相同，只是圭形碑额上没有题字。 碑身文字为楷书。正文27行，因碑下半部缺失，故碑文不完整，残存满行50字，碑上文字尚有明显的人为毁坏的痕迹。民国二十五年《博兴县志》记载:“隋龙华寺仁寿残碑……有燕估打碑数日，临去，将‘仁寿三年’以下二十字击坏，意以所拓为旧本，可以居奇。”说明碑文正文中缺失的二十字是拓碑奸商恶意所为。正文之后又有小字题名，多已毁坏不清。正文大部分完好无缺，新如初刻。
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、《全隋文补遗》和民国《重修博兴县志》均著录此碑。碑额题字：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。此十二字是经过艺术加工、描画绘制的美术篆字，如笔划“点”都是莲蕾图形，非书丹效果。故以往有研究者说题额是“飞白书”不能成立。
碑文属修塔功德记，而不是建寺碑，故应称作“龙华塔碑”为准，前人称“龙华寺碑”不确。碑文由“序”和“铭”两部分组成。前半部分为序文，篇幅较大；后半部分“铭”，即颂词，为四言韵文，具有隋代功德碑的典型特点。
隋龙华塔是在故龙华道场废墟上的古塔基址上重建的，古基当指北齐塔基。北齐时“龙华”是寺名、也是塔名，当并毁于北周灭佛之际。道光二十年《博兴县志》记载：“龙华寺内有石碣，言毗茶造塔之事，文具全，而僧名僧腊皆弗及。首称大齐河清四年（565）……后载邑主朱昙思、朱僧利一百人等，于村前兆胜地，敬造宝塔云云。概隋龙华寺碑前物也，然其塔早已无矣。”则“龙华碑”所称龙华古基应该就是指此北齐塔基。
南北朝时期，山东地区佛教繁荣一时。从北魏中期到东魏和北齐，约一百多年间，青州佛教达到鼎盛。虽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，佛教受到严重破坏，但民间信仰基础坚实，所以塔寺佛像很快得以恢复重建。隋代仁寿舍利塔均为木塔，多为正方形三层木构，今无一幸存。济南四门塔是今存唯一一座隋代石塔建筑实物，而内部四方佛造像成于东魏，可判断隋代石塔是在东魏木塔旧基上重修。隋代龙华塔应是一座四方多层木构塔。
隋初青州（包括博兴，时称博昌）佛教的复兴应该是受到泰山佛教的影响。开皇元年诏五岳之下各立一寺，泰州岱岳寺即为隋代山东最早诏命新建的寺院。开皇十五年（595）隋文帝东巡，设坛祭祀泰山。《广弘明集》卷十九：“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，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，自内而出，置于御座之案，与诸沙门烧香礼拜……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，以琉璃盛金瓶，置舍利于其内，薰陆香为泥，涂其盖而印之。三十州同刻，十月十五日正午入铜函、石函，一时起塔。”这是仁寿年间第一批分发舍利、建塔供奉的盛况。第二批在仁寿二年（602），建塔五十一座。第三批即仁寿四年，建塔三十座。泰州“岱岳寺”在仁寿元年即分得舍利、建有舍利塔。
龙华碑托名“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”，是隋唐时期造塔愿文特色，就象塔铭常见的“皇帝万岁”之类的祝愿词，博兴就有一躯东魏武定三年程次男“为皇帝陛下”而造的金铜观音像。炀帝大业二年诏“令沙门致敬王者”，虽未推行，但僧众信徒深知“不依国主则法不立”，且有北周灭佛之前鉴，故有“奉名”造塔之说，而未必有“奉旨”建碑之实。
《攈古录》所谓仁寿三年（603）造龙华碑，按“高祖”谥号自仁寿四年十月文帝下葬时才称之，造碑时间一定是在仁寿四年十月之后、新造龙华塔落成之际。仁寿三年造碑显然不可能。吴式芬所见碑文中有“仁寿三年”等字样，故而推测今碑文缺失下文当记初议造塔之事。此碑不以当朝皇帝名义建造，大概自仁寿三年即动议建造舍利塔，目的是迎请舍利供养。碑文上提到“仁寿三年”云云即述此前因。
仁寿元年和二年，文帝在全国各州广发舍利，影响很大。博昌佛教信仰极盛，僧俗官民也当是为迎请瘗埋舍利而做积极准备，很可能在仁寿三年就申请迎请舍利，并获得了批准。碑记“建兹灵塔”即建龙华舍利塔之意。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是第三次瘗埋舍利的统一时间，也是文帝最后一次分发舍利。此时龙华塔尚未建成，未分得舍利。龙华塔工毕时杨广已登基做皇帝，这时文帝故去不久，故仍依前议，托名为文帝造塔。塔虽建成，但没有再等来炀帝分发舍利，因此碑记没有提到安置舍利的感应事迹。是以推断龙华碑建造时间当在大业年间。
碑文上提到“银青光禄大夫北海郡太守阑荣”，按《隋书》记载，开皇三年（583）诏“罢天下诸郡”，改称州县。大业三年（607）四月又“改州为郡。”这时青州改称“北海郡”，博昌属之。可知龙华碑刻当在大业三年四月之后。
碑文又提到“晋王府记室参军师”其人，实指隋代名臣、大政治家高颎的次子高德弘。高颎是隋朝第一任宰相，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。李世民高度评价隋的盛衰全系高颎一身，比之管仲、诸葛。高德弘是晋王（即后来的隋炀帝）府记室，是杨广的幕僚，封应国公。从碑文上看，高弘德直接参与了造塔工事，曾亲自到古塔基址考察，捐献了不少财宝。从碑文缺失的“其人也”上文，联系下文“难兄难弟”，似指高颎的长子高盛道也参与了最初的建塔谋划和捐助功德。高盛道时任莒州刺史，莒州时治青州南，毗邻青州。
作为前朝重臣，高颎功高震主，曾支持亲家太子杨勇，反对文帝废太子立晋王之议，杨广忌之。高颎晚年对杨广不惜民力，征讨高丽和开拓运河多有牢骚。炀帝终于在大业三年（607）八月，以“谤讪朝政”的莫须有罪名将高颎赐死。有不少朝臣和他的儿子们都受到牵连。高颎之死天下震动，反响强烈。这一年废莒州，可能与其长子高盛道发配柳城(今新疆鄯善)有关。高颎的第三子高表仁是废太子杨勇的女婿，被发配到蜀郡（四川成都）。高德弘如何处分隋书没有交待。 由此可以推定：龙华碑文当刻于大业三年四月至八月之间。
1976年龙华寺遗址新出土了一块“大业四年”的残碑，存文有“龙华”、“塔毕”、“大业四年”等文字。有学者据此推测龙华碑之立也在大业四年，或说新发现的残碑就是“大业四年修‘龙华塔’碑”，都不对。新出“大业四年”残碑是一块造像碑，而不是塔铭。如果说大业四年塔建成而造龙华碑，碑文是绝对不敢颂扬罪臣功德的。
“龙华碑”的断毁说明碑很可能还没有树立，得知高颎事件，立即将碑砸毁掩埋了。参与造碑功德的僧俗也凿去了自己的姓名，以避祸株。正因为这一原因，残碑长埋地下，字迹宛如新刻。观察碑阴、碑侧，均无刻文，特别是碑阴预留的圭形碑额也没有题字，碑文中没有出现撰写人和题刻时间等，恰恰证明了这是一通还没有完成的碑刻。
延续繁荣了一百多年的博兴佛教，在大业四年之后突然沉寂，从此一蹶不振，也应该与高颎事件的影响有关。 隋代遗碑不少，精品屈指可数，隋代佛教内容的精品碑刻弥足珍贵。博兴“龙华塔碑”与正定“龙藏寺碑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“龙藏寺碑”外观风格、字体文法和内容表现都与“龙华寺碑”极为相似。“龙藏寺碑”造于隋开皇六年（586），比“龙华塔碑”早21年。龙藏寺碑有龟趺座，是以推测“龙华塔碑”缺失的碑座也是龟趺式。“龙藏寺碑”著录很多，久负盛名，历代评价甚高，康有为盛赞“此六朝集成之碑，非独为隋碑第一也”。笔者观察，二碑各有千秋，难分伯仲。仅从书法艺术角度看，都达到了隋碑的至臻巅峰，开启唐楷之先河，可谓隋代佛教碑刻“华藏联璧，双龙比翼”。
本文作者 汪海波 山东省汶上县文物宗教局局长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，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文化中心执行秘书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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